寒風中,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肅然挺立。一批又一批的參觀者在此駐足,他們感受著“和平之舟”曾經的傷痛,也感受著它不忘國恥追求和平的使命。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蘇智良曾長期從事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作為十年前就動議寫書、呼籲設立國家公祭儀式的學者,他終於看到其實現,“通過公祭日這種儀式,不僅是提醒日本不要忘記歷史,同時也是告訴我們自己不要忘記歷史”。
  “無論是南京大屠殺還是慰安婦問題,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一個重大事件,通過公祭日這種國家層面的活動,會推動對這些問題進行充分的研究,然後吸取教訓,形成人類的共同財富”,蘇智良說道。
  今天,12月13日,是一個在歷史上留下深刻記憶的日子。77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軍在南京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讓人們內心的傷痛至今難以平復,並呼喚著人們正視歷史,珍惜和平。
  今天,我們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為的就是要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說:“和平是一種正能量,這從來就不是一句空話。它需要理念、制度和行動來體現。以國家的名義紀念和悼念,目的不僅僅在於讓更多人記住這段慘痛的歷史,而是要汲取歷史教訓並實現超越。”
  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認為:“設立公祭日和紀念日除了是對遇難者和事件的紀念以外,更重要的是不要讓人類史上的恥辱重現。中國人歷來珍愛和平,公祭日是我們追尋和平的一個起點。”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但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是要銘記歷史,越不能忘記我們所走過的艱辛曲折的道路。在銘記歷史中砥礪民族復興的堅定信念,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13億人民就必定能完成幾代中國人的夙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今天,我們乘著“和平之舟”遠航……
  歷史真相不容篡改
  “繼將氏媳馬氏刺死,復將氏受傷之氏子國棟槍斃,連同氏媳腹內計大小五口死於非命。”
  大屠殺發生之時,時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美國人約翰·馬吉用16毫米膠片攝像機,記錄了上百分鐘日軍屠殺中國軍民的暴行。在這段震驚世界的“馬吉影像”中,被日軍侵略的南京城內生靈塗炭,被燒焦的屍體慘不忍睹,被姦淫的婦女痛不欲生,街道、房屋、水塘、枯井里平民的屍體隨處可見……65年之後,這批珍貴的史料被他的兒子大衛·馬吉贈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作為土生土長的南京人,朱成山對南京大屠殺懷有一種難以釋懷的糾結:“南京大屠殺時,我爺爺從工作的南京新街口銀行跑到了郊區六合縣,藉著長江才得以保住性命。但之後回南京城內上班時,仍然看到許多遇難者的屍體。他告訴我,當年大江(長江)里漂著數不清的屍體,慘極了。”
  南方日報記者在南京市檔案局看到了多份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至日寇由雨花門破城而入,假藉搜索中國兵為名,侵入氏家,即指氏子國棟為中國兵,並索取財物,見室內婦女居多,獸行發作,將氏子國棟加以痛歐,以致腿折肢崩,繼向氏媳馬氏索取稀物手鐲、金項圈、戒簪約數十兩,又欲加非禮氏媳馬氏。媳婦馬氏驚極啼哭,致觸其怒,先將氏孫女存子(5歲)用刺刀劈開頭顱,次孫女招子則洞穿其腹,繼將氏媳馬氏刺死,復將氏受傷之氏子國棟槍斃,連同氏媳腹內計大小五口死於非命。”
  這是南京市民哈馬氏寫給時任南京市市長的呈文,文中敘述了日軍進入哈馬氏家中將其家人殺害的人間慘劇。
  默默翻閱這些寫於1930和1940年代的泛黃紙頁,苦難同胞的控訴仿佛厲厲耳畔。
  朱成山認為,“真實的歷史是不容篡改的,但時時受到挑釁。長期以來,日本國內總有一些勢力矢口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性質和罪行,竭力美化侵略戰爭。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我們有必要採取更有力的行動”。
  紀念才剛剛開始
  校長羅家倫指著彈坑,憤怒而堅定地對師生們說:“寇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高校校園內,師生們用紀念去銘記歷史。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組織了多場南京大屠殺研討會,海內外專家學者聚在一起,譴責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12日,距離首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國家公祭日僅剩一天,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師生將設計的近3米高,占地面積近20平方米的“覆興壇”擺放在校內有著84年曆史的大禮堂前。學生們紛紛在上面放上蠟燭,繫上寫著寄語的絲帶悼念那些不能忘卻的同胞。
  翻開東南大學的校史,1937年8月15日,日軍第一次轟炸南京,向國立中央大學投彈掃射,彈中圖書館和實驗學校大門;8月19日,敵機二次轟炸,校內落彈7枚,炸死校工7人,大禮堂、女生宿舍被炸;8月26日,中央大學第三次遭到敵機轟炸,彈中實驗學校……校長羅家倫指著彈坑,憤怒而堅定地對師生們說:“寇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以‘覆’哀悼緬懷逝者,痛思社稷之恥辱;以‘興’激勵來者,展望國家之未來”,覆興壇的設計者之一、今年大三的學生王子睿介紹,這是由東南大學建築學院韓曉峰老師指導設計,經由同學們搭建:在底層採用中國傳統木工挖槽榫卯的設計方式,設計出為榫卯卡接的十字平面;在上層採取橫豎交織的搭建方式,為木料橫縱搭接形成的可供人站立的門拱。從正面來看,這座覆興壇造型呈壇狀,同時更像兩隻手掌形成拱狀,仿佛是一雙呵護著夢想與希望的溫暖手掌。
  一位中年學者對前來祭奠的大一學生說:“今年是首個公祭日,雖然大屠殺已經過去了77年,但紀念才剛剛開始,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珍視和平,警示未來
  “這裡最重的是,深埋於地下、一層層的遇難者纍纍白骨”,這組宛如尖刀、又宛如大船的建築群的選址正是其土地下的“萬人坑”。
  南京水西門大街418號,國家公祭的主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顯得格外莊嚴肅穆,藍黑底白字的“國家公祭”指示牌環繞於紀念館牆壁之上。
  正如朱成山所言,“這裡最重的是,深埋於地下、一層層的遇難者纍纍白骨”,這組宛如尖刀、又宛如大船的建築群的選址正是其土地下的“萬人坑”。
  最為標誌性的建築是以多國文字鐫刻著“遇難者300000”的黑色大理石石壁牆,此後成為了每年悼念活動的背景,今天,國家公祭也同樣是在這面牆前舉行。
  “僅我個人大約就先後幾十次去過紀念館。”2005年,紀念館迎來了第三期較大規模擴建,最終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學建築設計院院長何鏡堂領銜的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團隊設計規劃。何鏡堂告訴記者,“紀念館不僅要重現災難現場,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要喚醒人類珍愛和平,走向未來”。
  這個原則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到設計者何鏡堂,都是一致的。
  據瞭解,面對長達700米左右的狹長地形,何鏡堂聽從朱成山的意見,決定以“和平之舟”的船型來設計紀念館的整體輪廓,體現戰爭、殺戮、和平三個概念,從東向西依次營造出“折斷的刀刃”、“死亡之庭”、“和平之聲”三個意境空間,從空間佈局上寓意“鑄劍為犁”,從平面佈局上,則像一艘“和平之舟”。
  按照這樣的設計,參觀者要從戰爭的不毛之地到殘酷的“萬人坑”,再到冷靜反思的黑暗“冥思堂”,最後通往光明的“和平廣場”。
  “我們順著一條從戰爭走向和平、從壓抑走向希望的流線,一環扣一環,親身體驗一場殘酷的歷史,感悟和平的重要。”館內一位30多歲的女講解員告訴記者,她不記得為多少人講解過,但每一回仿佛又經歷更深一層的理解。
  ■檔案
  國家檔案局發佈《南京大屠殺檔案選萃》第六集
  《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案罪行的調查與證詞、判決書》
  新華社電 國家檔案局12日在其官方網站發佈七集網絡視頻《南京大屠殺檔案選萃》的第六集《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案罪行的調查與證詞、判決書》。
  《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案罪行的調查與證詞、判決書》展示了由南京市檔案館收藏的南京市市民呈文3件:《堵述初:敵人對於南京之毀壞及其暴行一斑》《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表》等材料,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證詞》《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判決書》等材料。
  ■幸存者口述
  星雲大師鮮為人知的南京大屠殺記憶:
  聽到日軍腳步聲,就躲到死人堆里
  “佛教珍愛一切生命,為什麼大師讓一名畫家來畫血淋淋的大屠殺呢?”
  “要畫!因為我就是南京大屠殺這場災難的受害者和見證人。”
  20多年前,臺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和畫家李自健在美國洛杉磯的這番對話,促成了以“殺·生·佛”為主題的驚世巨幅歷史油畫《南京大屠殺》的誕生,從此開始了它在全世界六大洲30個國家和地區廣泛展出的旅程。
  “母親和我,一個36歲,一個10歲,她尋夫,我尋父,人海茫茫,屍首遍地……”近日,星雲大師在臺北接受了新華社駐台記者獨家專訪。作為幸存者的他,多年來首次公開講述了記憶中的南京大屠殺。
  “路上到處是死屍,我要跨過死屍才能往前走,正想著不知能不能過去,忽然聽到很恐怖的腳步聲從那邊過來了,你一定要躲藏,不然就沒命了。怎麼躲藏?最好就是跟死人睡在一起……”今年88歲的星雲大師,形容78年前那場屠殺是“人間地獄”。
  “日本人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開始,打到南京,是12月中旬。我記得那場南京大屠殺的時候,大雪飄飄,我扛了兩個小被單,我才10歲啊,也跟著流亡的人潮逃亡流浪。那時候也不知道逃亡到哪裡,流浪到何方,只希望找到一個安全的地帶,可是無論走到哪裡,都不是安全的地方。”
  “日本人燒殺掠奪,南京的火光100里以外都能看到。日本人看到我們大一點的男人就抓了去做挑夫,看到女人就抓了去煮飯,有的就殺害。刀光血影,無惡不作,就是形容那個景象。”講到激動處,坐在輪椅上的大師忍不住仰頭、舉起雙手朝上,似乎又看到當時火光衝天、殺人如麻的情景。
  他說:“我看到河裡面的人頭朝下、腳朝上,到處都是屍體,血水滲透到河底下的樹葉、泥漿,看得清清楚楚。我還看到路邊的屍體被狗給吃掉了胸膛,只剩下四肢。家裡養的狗,眼睛都是通紅的,我們也很害怕,不知道狗會不會來咬人,還好我們是它的主人。那時候,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南京大屠殺對我的影響,就是讓我有家難歸、有國難投,讓我流浪到世界各地,最後定居臺灣。”星雲大師說,兩岸一家親,希望大家攜手讓中華民族越來越強大,不要再遭受被別國欺凌的痛苦。
  他說,“不能說我和日本人之間有殺父不共戴天之仇就不來往,那太狹隘了。我曾經和日本一個會長做交流,鼓勵他們到大陸認錯,到大陸尋根,因為日本佛教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我希望兩國攜手合作,不要戰爭,這才是全民的福氣”。
  對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星雲大師說,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我們要讓全中國子弟記住這次中日戰爭,我們的勝利來之不易,大家繼續發憤圖強,讓中國更強大;我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對日本的態度,知道歷史是永遠存在的。
  文圖均據新華社電
  ■解密
  和平大鐘架起之路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有一口銅鑄和平大鐘,名為“倒下的30萬人”。今天,在首個國家公祭儀式上,這口和平大鐘也將被撞響。日前,館長朱成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了和平大鐘背後一連串故事,以及它所凝聚的海內外許多愛國人士的關心和心愿。
  大鐘多年始鑄成
  1996年12月,在籌備“悼念南京大屠殺30多萬同胞遇難60周年合肥史料展”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與合肥某文化公司商定,製作一口“警世鐘”,懸掛在南京館內悼念廣場上。
  從1997年初起,由南京金陵古青銅藝術研究所負責,正式制模。後來,因人事變動,使鑄造大鐘一事擱淺。
  正當一籌莫展之時,旅日華僑中日友好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先生來南京,聽說此事後,認為此鐘有著特殊的意義,並表示由他本人出資30萬元,捐助完成警世鐘的鑄造。
  有了資金,鑄造大鐘也進入了快車道。中國當代著名書法家,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親筆題寫了“警示鐘”三字。時任東南大學建築研究所所長齊康教授設計,併在紀念館內悼念廣場上建造了一個造型獨特的鐘架。正當人們熱火朝天地鑄造警世鐘時,南京下關靜海寺先鑄造了一口警世鐘。為了不使一個城市出現兩口警世鐘,大鐘再次中止了鑄造。鐘架在紀念館廣場上空空地矗立著。2002年12月,南京舉辦悼念南京大屠殺30多萬同胞遇難65周年暨南京國際和平集會,鑄造和平大鐘的事重又提上議事日程。
  2003年12月12日,和平大鐘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正式落成。當年12月13日,和平大鐘第一次被撞響。
  旅日華僑慨襄助
  2002年時,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的啟功先生雖然抱病在床,但聽說南京要鑄造和平大鐘,欣然應邀題寫了“和平大鐘”4個大字。
  當時已80多歲的王鐘泉先生,是金陵古青銅藝術研究所老所長,人稱南京“鐘王”,親自主持了大鐘的製造過程。
  和平大鐘還與一批旅日華僑們有緣。
  1990年代末鑄鐘遇到經費困難時,他們熱情相助,慷慨捐贈。事隔7年後,聽說紀念館又要鑄鐘,僑胞立即奔走相告,迅速成立了“旅日華僑捐助南京和平大鐘委員會”,籌資幫助鑄鐘。
  神戶華僑總會名譽會長林同春先生擔任了“旅日華僑捐助南京和平大鐘委員會”的委員長,帶頭將第一筆鑄鐘款寄到了南京。日本華僑中日友好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先生穿梭於華僑界,促成一批華僑們共同捐資鑄鐘。
  鐘面細節意味長
  和平大鐘是南京目前最大的銅鐘,高3米,寓意有30多萬同胞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總重量約6.6噸,表示此鐘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66周年祭日鑄建。
  下擺口徑為1.937米,意為日軍全面侵華及其南京大屠殺始發時間為1937年。
  鐘外形仿明式青銅樣式,鐘聲渾厚、莊重、悠揚。鐘架的三根石柱代表“3”,中間構造柱形似倒下的“人”字,共同組成了“倒下的300000人”的抽象雕塑。
  南方日報特派南京記者 胥柏波 陳晨
  南方日報特派南京記者 胥柏波
  陳晨
  總指揮:莫高義 張東明 王更輝 總策劃:姚燕永 郎國華 總執行:孫國英 張翼飛 策劃統籌:謝苗楓 劉江濤  (原標題:今天,我們以國家的名義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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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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